封面新闻记者郝莹：找到灯与点亮灯｜记者手记
8月，华北暴雨洪灾。封面新闻记者郝莹前往河北涞水，和同事共同完成了关于这座村庄的洪灾报道：。
坍塌的房屋、河滩里过脚的淤泥、散落的家具、无名的坟堆……他们记录下了汤家庄村受灾的情况，走过滩涂和废墟，接触了逝者家属，了解他们的故事。在报道中，每一位逝者从“死亡人数”变成了具体的名字和故事。
从业两年，在亢奋和倦怠之间不断平衡心态的她，在这次工作中，又获得了一些作为“记者”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郝莹在河北涞水采访
2020年，是郝莹即将步入社会的一年。在走出象牙塔之前，她选择到澎湃新闻七环视频栏目实习。
“我今天怎么到处在骗人？”
郝莹时常有着这样的困惑。第一次做社会新闻记者的她，在新闻实操方面还不熟练。那段时间，她对着电子屏幕在各大平台和网页上搜集信息，或是扮成受害者的家属，向相关人员打电话，寻求更多的信息增量。
实习期间，郝莹在带教老师的带领下，接触了一篇让她难以忘怀的报道。
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故事。16岁的少年在生日聚餐后被发现死于湖中，而死者父亲提供的视频显示，在聚餐当晚，少年曾在湖边遭遇同伴殴打。主要涉事的15岁同伴尚未被追责，另一名同伴则涉嫌过失致人死亡，刑拘后被取保。
郝莹回忆起见到死者家属的情景——“他们家是那种农村的自建房，客厅非常大。”客厅里挂着一幅绘有牡丹、锦鲤的彩画，上面写着“家和万事兴”。“死者的母亲抱着孩子的遗照，哭得很伤心，肉眼可见的憔悴。”
在这起“少年死于湖中疑案”的系列调查报道中，郝莹负责采访家属和嫌疑人。取材结束后，他们一共发布了7条系列报道视频，报道下面，关于案件的讨论盖了数百楼。“可最终家长依旧没有看到孩子的尸检报告，案件也没掀起水花。少年的父亲还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。”
“我很清楚，我们的报道没什么作用。”郝莹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惭愧。这对初入行的她而言，是个不小的打击。
担任实习记者的那段时光，关于新闻实操的疑惑、关于新闻报道带来的效果，都在不断打破她心里记者的职业光环。《看见》《永不抵达的列车》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》，那个属于调查记者的黄金时代，每一篇报道和背后的故事都给郝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“读过之后，你肯定会给记者这个职业赋予意义，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职业。”
毕业前夕，面临职业选择，她还是想成为记者。“如果幻想破灭了，那就破灭以后再去找其他工作。反正我不尝试的话，一定会后悔的。”即使不能满足期待，她也想要去试试。
毕业后，郝莹进入了封面新闻，成为一名社会新闻记者。在近几年的工作中，她慢慢发现，遗憾和没有回音，才是工作的常态，记者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。她不断地告诫自己，不要给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，“其实你不能帮助任何人，这样想可能才不会对自己那么失望。”
“乡村教师汪康夫强奸罪申诉案件”是郝莹跟进了很久的选题。在澎湃实习时，郝莹曾经采访过汪康夫一次。第二次采访时，郝莹已经正式参加了工作。当时最高法平反了多起冤假错案，加之汪康夫案证据较为齐全，许多律师、记者都对翻案寄予期望。
2021年9月末，郝莹和同事前往江西吉安汪康夫家中采访。在空荡的房子里，只有书房是满的，堆叠着半人高的资料，那是汪康夫每年手写的申诉书、申诉材料，以及他搜集的法律书籍、案件相关条文。
结束采访时，天色早已昏暗。汪康夫的妻子周三英邀请她们留宿，“我给你们换了新的床单，没有人睡过，都是干净的，你们可以直接留下来住一晚，明天再走。”
因为工作原因，郝莹和同事必须即刻启程。汪康夫坚持把她们送到村口等车。夜晚有许多乘凉的村民，在等车的时间里，郝莹感受到村民投来打量的目光。“我们两个外来的女孩和汪爷爷站在那里，就会有人好奇。我不太能够分辨那些目光的含义，但这么多年，汪爷爷一直在承受这些目光。”
“汪爷爷自己说过，在农村，你坐过牢，还是强奸犯，乡里乡亲都会戳你脊梁骨，因为强奸是最脏的罪名。”郝莹记得，汪康夫每次采访都会重复一句话：“想要清清白白地离开人间。”她暗下决心：“等案子平反后，我一定要再来一次，把它从头到尾，再报道一遍。”
可是他没等到那一天，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。2022年10月28日，汪康夫的女儿在父亲的微博账号更新，确认汪康夫于10月24日去世，之后她还在不断更新汪康夫案向最高检申请召开听证会的进展。
回想自己写过的稿件，郝莹甚至不确定自己的报道究竟为采访对象和读者带来了什么。有时不光无法解决问题，还会给他们带来麻烦。偶尔能得到回应的，是一些民生琐事、刑事案件——“日常的社会新闻里，做这类很小的稿件，会觉得是有反馈的。”
在向社会新闻领域深耕多年的前辈吐露自己的困惑时，郝莹得到了真诚的回复：“说实话现在记者确实能做的太有限，过去可以监督（市）政府、监督官员，现在监督不了，那就去监督一个乡政府、去监督一个医院，还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
郝莹曾经收到过一位采访对象要自杀的消息，她给郝莹微信留了言，但当郝莹看到消息再尝试联系时，对方已经意识模糊，消息毫无逻辑地弹出。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郝莹乱了手脚，“我当时很崩溃，边哭边打电话报警。”但由于跨城市报警，又无法定位事发地点，警察只能让郝莹留下一份案件笔录。
“幸好，她被抢救回来了，我很心疼她，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才平复。”
除了精神上的压力，郝莹还在工作中遭受过威胁。
为了解一起车祸的情况，郝莹和同事前往一个村庄采访。采访结束后，他们的车被三辆陌生车辆围住了。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采访被阻挠的情况，同事比较有经验，立刻在车上开始拷贝采访材料。
车上下来了三个男人，叫嚷着：“你们是来干嘛的？”郝莹和同事下车后，几个男人就开始推搡，还有人打掉了郝莹想要录像的手机。
“你们进来，有核酸证明吗？”
听到这句话，郝莹一下慌了起来，她知道，这是他们“找由头”呢：“万一‘扣’个一天或者半天，这件事也没办法报道了。”
郝莹和同事上了车，想办法离开，他们不停挪腾倒车，从空隙里逼着其他人往后退。退出包围后，仍然有一辆车跟在后面，“有一段路跟得特别近，我就拿起手机拍车上的人和车牌，他可能不想被拍到，就没有继续跟了。”出于担心，他们没有回酒店，一路开到市区，才开始写稿子。
真正进入记者这个行业之后，郝莹发现，国内媒体面临着严重的断代情况。
出于收入等各方面原因，许多有经验的记者都转行了，年轻记者很少有机会得到前辈记者、编辑针对某个选题或稿件的一对一指导。随着媒体营收压力的增大，记者出差去现场的机会也很少，缺少在实践中成长的机会。“流动性挺大的，经常隔段时间联系一个同行，就已经跳槽或者转行了。”
各种外部压力、越来越难找到的采访对象——“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做题”。郝莹陷入了瓶颈期，一方面选题愈发难做，另一方面，她感受不到自己有进步，常常感到迷茫。
郝莹开始尝试“自救”，今年，她加入了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团队，平时，她通过看深度训练营的记者手记，学习前辈的做题经验。平日有机会，她也会专赴线下与记者前辈交流。
郝莹偶尔反问自己：“那社会新闻还重要吗？”她依旧认为，社会新闻能做到记录，本身就是意义。
与有阅读门槛的深度报道、行业报道相比，社会新闻的读者要更多。而社会新闻记者，是第一个把事件带给大众的传播者。呈现客观事实，是对记者的基本要求。
她举例，女性受害人的报道里面，一些媒体总是会用“被”字句。“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，读者会把受害人当成事件的主体，在受害人身上找原因。某种意义上，是对所有女性的恐吓。”因此，郝莹在报道关于女性受害人的报道中，都会有意识地尽量使用主动句，而不是被动句。“你对当事人身份的定义，对事件的定义，其实都在左右大众对这个事情的认知。”
除了社会责任感，社会新闻记者还需要很强的突破能力、抗压能力，以及在各个行业积累的人脉和信源。在突发事件中，社会新闻记者如何能够尽快接触到事件核心当事人，让当事人提供更多的信息，这就是突破能力。抗压能力，就是在面对复杂或是情感事件时，记者如何去应对和处理。除了心理上的，还有生理上的抗压：弹性的工作时间，连轴转的工作日程……
在工作中不断消磨的自信心和意义感，让郝莹有过“跑路”的想法。“有一段时间，特别倦怠。我经常在别人的稿子里，找到对这个职业的信心，但我觉得自己做的稿子没有给我这样的信心。”
在和记者前辈交流时，他们鼓励郝莹，不用太着急，他们做出职业生涯中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稿件时，也不是在入行初期。
8月的洪灾报道重新给郝莹带来了希望和信心。在前往涞水灾区的路上，离线的导航把他们带入了受损的隧道中，行至深处，隧道天花板突然砸下几道瀑布似的水流，他们怀疑隧道有坍塌的危险。“当时就赶紧掉头跑，不敢往前开了。”
最后，在村民的帮助下，郝莹和同事找到了步行前往灾区的道路。“有一段路，我们要拉着悬崖上的绳，贴着峭壁，踩着一段独木桥通过。”
顶住重重压力，稿件和视频顺利发布了。对她而言，进入洪灾中偏远闭塞的村庄，向人们传递了受灾地的真实情况，记录下灾难中伤亡者的遭遇，是有意义有公共价值的事。
发完这篇稿子，郝莹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：“可能我之前是有些倦怠的状态，现在又会觉得记者是一份很值得的工作。”郝莹在随州洪灾现场
参加工作之初，郝莹接受过大学校媒的采访，讲述了自己2021年前往随州洪灾现场的经历。后来，采访她的学生记者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我现在仍记得采访完之后的激动。对于当时那个对新闻怀揣希冀却又前途未知的我来说，郝莹师姐的经历，无疑是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渴望的一条路。”
郝莹也在不断续上这盏灯的电量。她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但她希望：“在还做记者的时候就努力发稿，好好写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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